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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9 09:55 来源:华股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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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制度体系中,协商民主绝不是对选举民主的“超越”和“替代”,而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丰富和完善。(完)

社会主义选举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根本形式,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对于查出的地方政府问题,多位常委会委员指出,需切实化解地方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加强对地方违规举债的责任追究和问责,建议坚持不懈地推进财税领域改革,逐渐解决深层次的问题。

  1976年1月7日,周恩来在弥留中对大夫说了最后一句话,摘编如下。”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军区政委韩晓东说,人民军队历来强调“兵权贵一、军令归一”。

    会议分别经表决,任命刘金国、杨晓超、李书磊、徐令义、肖培、陈小江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任命王鸿津、白少康、邹加怡、张春生、陈超英、侯凯、姜信治、凌激、崔鹏、卢希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结果很难预测。

随后,主持人依次宣布:栗战书同志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在交办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代表建议的办理决不能年年是老样子、届届是老面孔。

  各位代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李玉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各级工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肩负起深化工会改革创新的使命,高举改革旗帜,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锲而不舍地将工会改革推向前进。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七是带头廉洁自律。在25日下午的分组审议中,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引发人大常委会委员热议。

  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进程报告中建议,要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进程;加强安全防护;要认真研究用户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坚决避免信息采集主体过多、实名登记事项过滥问题;加大监督检查力度;进一步加报告中指出,当前,互联网已深度融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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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面向议会呈送条约及其有关信息后,议会并无主动审查条约的义务。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随时面临保不住职务的危险,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较靠后,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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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行业,如何摆脱乱象?

日期:2018-11-19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相对于其他服务市场,我国保安服务市场的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相对较低,这是出现众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作者|王 煜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阜宁时,顺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参观周恩来纪念馆。

  中国现代保安的发展,是和改革开放的历程息息相关的。自1984年12月,中国第一家保安服务企业在深圳诞生之后,保安服务市场开始了爆炸式的飞速扩张。在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开始了人口的大流动大迁移,大量农民转变为市民;在这样一个新形成的开放的社会中,要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要让市民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保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现实中,保安确实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例如在消除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发现并扑灭火情、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协助公安机关破案、为机构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等各个领域,保安队伍都在持续贡献力量。

  在快速发展和显著贡献的同时,保安服务领域也不断暴露出一些长久未能实质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粗暴管理、非法拘禁、监守自盗、聚众斗殴等涉及违法犯罪的“黑保安”现象,以及这些问题可能引发的“家丁式恶势力”“黑社会组织”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消极倾向。这样的问题,在2010年之前尤其显著。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苗伟明曾主持“保安服务市场规范发展研究”项目,对我国保安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开展了深入研究。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相对于其他服务市场,我国保安服务市场的市场化和法治化程度相对较低,这是出现众多问题的根本原因。



曾是“政府的另一只手”


  1984年首家保安服务公司成立后的二十几年间,保安市场却并未真正建立起来。这段时间里,所有的保安公司都由公安机关主办。这导致众多保安服务公司因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扮演了“政府的另一只手”的角色。

  苗伟明表示,保安服务市场这种“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服务主体一元化体制,造成了垄断经营、封闭经营等格局。同时,原来的保安服务企业必须严格遵循“公安批、公安办、公安管”的原则,让公安机关扮演起了“裁判员”加“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这样的“管办合一”体制,也必然催生与市场经济规律和要求完全背离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能通过全国性法规予以彻底解决,那么,我国保安服务行业的规范发展和有序开放,都将是一句空话。

  从法治化角度来看,20多年中,我国保安行业的运行除了依照公司法、劳动法、税法以及刑法等法律中的相关条文外,只有公安部和各地方政府下发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可以依据。这些规范性文件当然也为保安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它们毕竟是不成体系的,使得保安市场的某些领域未被覆盖,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另外,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较低,难以支撑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上述的问题也引起了监管部门和立法部门的重视。国务院颁布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于2018-11-19施行,填补了我国保安服务领域没有全国性规范法规的空白,成为国内保安行业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人员素质成最大难题


  作为顶层设计的关键步骤,《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施行至今已经8年多,《条例》的立法目的是否达到,它计划要解决的问题是否都已成功攻克?

  苗伟明关于保安市场规范发展的研究成果,有不少直接影响了《条例》的制定。他评论说:“这8年多来,我国保安行业的整体情况,相对于《条例》颁布实施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相对于它立法的目标而言,则在不少方面还存在差距。”

  在他看来,《条例》实施以后,保安服务市场的从业主体性质得到了明确,即确定为保安服务公司和自行招用保安员的单位;公安机关不再主办保安服务公司,实现了政企分开,专注于做监管保安行业的“裁判员”而不再“身兼数职”。同时,保安服务的边界有了明确的规定,即开展门卫、巡逻、守护、押运、随身护卫、安全检查以及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等服务,而不能阻碍依法执行公务、参与追索债务、采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处置纠纷;对保安员的行为也做了具体规范,包括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不得扣押、没收他人证件、财物等。这些都是提升保安行业规范度的有效举措。

  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保安员的执业资格、权益保障、行为规范、教育培训等方面,还没有达到《条例》的目标。“保安队伍的人员素质问题,是当前保安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苗伟明感叹。

  例如,《条例》规定:年满18周岁,身体健康,品行良好,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中国公民,没有违法犯罪等不良记录的,可以申领保安员证,从事保安服务工作。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低的门槛。

  苗伟明说,当时他和其他研究人士提出,应该对保安员的执业资格进行严格把控,因为他们的工作涉及公共安全和国家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工作理应由高素质的队伍来承担。但是,保安队伍的学历低、专业技能不足、年龄偏大等问题,是我国保安队伍初期发展阶段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如果真的对保安员设置较高的门槛,那么人员的来源就会立即成为现实困扰,最后只好做出妥协。

  他说,《条例》实施后,上海某家保安企业曾与华东政法大学的治安专业合作,计划培养高层次的保安专业人才,毕业后定向进入该公司工作。这个培养计划试行了3年,最开始还有一些学生来参加,到后面逐渐无人问津。“如果保安专业有了大学生,甚至有了硕士、博士,当然能提升保安的整体形象和专业水平;但是目前社会对保安行业的认同度不高,又让学生不愿来就学和从业。”

  因为人员素质不高,他们的权益保障、行为规范以及教育培训的落实也就无从说起,这几乎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

  国外的经验也许可以借鉴为破解的路径。苗伟明介绍,新加坡的保安力量之一“辅警”,地位就比较高,国家制度为“辅警”设计了权益和福利的保障,有的岗位“辅警”收入甚至超过警察,这样,就会有高素质的人愿意从事该行业。

  章友德也表示,国内城管队伍过去因为人员素质低也常为民众所诟病,经过多年的发展,就业门槛提升和福利待遇的增加,使得城管队伍的形象较最初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保安队伍也可以借鉴这样的发展路径。



一般保安市场放得不够开


  决定保安行业健康发展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于它的开放度和多元化。苗伟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条例》即将实施时,他对保安市场的设想是“多元分级”的,即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重要领导人物安保等特殊的保安领域,这些应该由国家严格把控;除此之外的一般保安服务市场,应该对市场全面开放,由企业进行充分的竞争、优胜劣汰。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公安机关对保安服务企业的准入还是把控得比较严。

  这样的严格把控也体现在公安机关对保安培训机构的准入上。苗伟明等人的设想是,让分层分类的保安教育体系尽快铺开,为行业培养素质较高的从业人员。但是,由于保安培训的许可控制,目前社会力量未能充分进入,造成培训的供不应求。他曾经随机询问在上海某大型保安公司从业的30余名保安员接受培训的情况,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接受过3个月的培训,有三分之一接受的培训为一周到两周,余下三分之一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培训。教育培训力量的不足,让保安队伍的素质提升成了无源之水。

  苗伟明提出:保安行业涉及公共安全,监管者的思考和行动较为谨慎,不大可能主动地推行开放,只有让市场来反推。而当前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又并不强。他分析说: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在一般的人防项目上的利润不高,这源于人员队伍整体素质不够高,提供不了更高价值的服务;而利润较高的技防项目,又是有较高门槛的。同时,研究者所设想的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双重监管”模式,由于行业协会的发展还不够成熟,也暂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多元主体共治”的形成,还有待时日。


  实际上,保安行业的发展对应的监管政府部门不仅是公安机关,还有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如果能打通部门的界限,群策群力,或许能更加有助破解当前的难题。苗伟明在研究中曾提出,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保安监管委员会”的设想,他说,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如果将来保安市场能达到充分的开放程度,那么建立一个类似于健促委、食安委这样多部门之间的针对保安领域的协调部门,依然是有必要的。

  对于保安服务的多元化,章友德说,随着智慧城市的发展,人们对保安服务提出了更“智慧”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保安队伍不仅要提高人员素质,其设备的高科技化发展也成为必备条件。这样,保安服务企业会重视自身品牌的建设,以需求、问题、效果为导向,用优质争得优价,获取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进行业的前行。

  中国的保安市场至今只有30余年的历史,而保安行业发展最长的美国,其历史已经超过150年。苗伟明说,其他国家的保安行业在多年中积累的历史经验,建立的法律体系、行为规范等,都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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